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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美儒学加盟网：儒学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？分别有什么样的代表人物？

儒学思想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：

1.萌芽阶段

很多人认为，儒家思想发源于孔子，但是并不是。孔子的确是儒家的创立者，但是孔子并不是儒家思想的来源。儒家思想来自于周公。

周公，姓姬，名旦，史称“周公旦”，周文王姬昌第四子，周武王姬发弟弟，被儒家尊称为“元圣”。周公曾经两次辅佐武王东伐纣王。武王逝世后，继位的武王之子成王尚且年幼，周公摄政七年后归政于成王。周公还政后，主要精力用于制定礼乐制度上，并且时常劝勉成王勤政。

周公像

周公制定了完善的礼乐制度，完善了宗法制度、分封制、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，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，正式的建立了以宗法血缘为纽带，把家族和国家、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的制度，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他也因此被尊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。周公是孔子最为崇尚的古圣先贤，《论语》记载孔子云：“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，可见周公在孔子心中的重要性。

2.创立阶段

到春秋之时，由孔子正式创立了儒家学派，儒家正式地出现在中华大地。孔子，子姓，孔氏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春秋末期鲁国人。孔子开创了私学；倡导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主张“克己复礼（周公制定的礼）”；修订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乐》《春秋》等经典。孔子逝世之后，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其思想整理成为《论语》，成为古代的必读经典。

至圣孔子

孔子一生，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二，其创立的儒家思想给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，成为中华文明的。孔子也因此被称为：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，“万世师表”“至圣”。

3.发展阶段

战国之时，儒家思想由孟子进一步发展。

孟子，姬姓，孟氏，名轲，战国时期邹国人，被儒家学派尊为“亚圣”。孟子为孔子弟子子思的再传弟子，其思想继承了孔子的“仁”的思想，并且进一步的提出了“仁政”学说。孟子提出的“仁政”“王道”“人性本善”“法先王”“民贵君轻”等思想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孟子与其门人合著的《孟子》一书，为四书之一，是古代必读经典。

亚圣孟子

4.大成阶段

在孟子之后，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思想，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荀子，名况，字卿，战国末期赵国人。荀子对各家的思想均有批评，唯对孔子较为推崇。荀子在对各家的思想进行批判吸收，对先秦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总结，形成了自己的学说。

荀子

与孔子的“仁”，孟子的“义”相比，荀子更加注重“礼”“法”，持“性恶论”，更加注重社会秩序，更加注重现实。也因此荀子的学生中最为著名的韩非、李斯均为法家代表人物。荀子留有著作《荀子》，系统的介绍了其思想。荀子的“帝王之术”被后世广为推崇。

5.儒学的独尊时代

汉武帝时期，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使儒家在诸子百家中处于独尊地位。

董仲舒，西汉广川人。董仲舒以儒家的宗法制为中心，广泛的吸收了阴阳家、法家、道家的思想，建立了一个把神权、帝权、父权、夫权贯穿在一起的帝制神学体系，使得儒学在两千多年内始终处于核心地位。其提出的“大一统”“天人感应”“三纲五常”等理论，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的重要依据。

6.玄学阶段

魏晋时期，社会矛盾激化，统治阶层相互倾轧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政局不稳。在这样的混乱情况下，当时的名士思治而不得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越来越多的名士选择了叛逆，或是佯狂避世，或是癫狂度日……此阶段，促进了儒释道的合一，因此产生了“玄学”。此阶段，并不能称之为儒学，但是去广泛的吸收了儒学思想，突破了“独尊儒术”，是三教合一的开端。

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竹林七贤，陶渊明等。

7.程朱理学

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，是由北宋二程（程颢、程颐）兄弟开创，经过其弟子的发展，再到朱熹集大成。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，吸收了佛教、道教的思想形成。其核心内容为：“理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；“气”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，把“天理”和“人欲”对立起来，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，要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

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社会、民族及伦理道德和个人生命信仰理念，构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，并使其逻辑化，心性化、抽象化和真理化。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，形成了理高于势，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。也使得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伦理道德化的主宰“天理”、“天道”，取代了粗糙的“天命”观和人格神。

二程，即程颢、程颐兄弟，程颢字伯淳，又称明道先生。程颐字正叔，又称伊川先生。二人同为理学的奠基人。二人的思想观点被收入《二程集》。

朱熹，字元晦，又字仲晦，号晦庵，晚称晦翁，谥文，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，世称朱文公，朱子。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却享祀孔庙者。朱熹主要著作有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《太极图说解》、《通书解说》、《周易读本》、《楚辞集注》，后人辑有《朱子大全》《朱子集语象》等。其中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。

朱熹

8.陆王心学

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、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，或直接称“心学”。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孟子、兴于程颢、发扬于陆九渊，由王守仁集其大成。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同属宋明理学之下，但多有分歧，陆王心学往往被认为是儒家中的“格心派”（“主观唯心主义”），而程朱理学为“格物派”（“客观唯心主义”）。

心学的代表人物为明代大儒王守仁。王守仁，字伯安，世称阳明先生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，封新建伯，谥文成。王阳明提出的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等命题，极大的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。

王阳明

9.儒学思想的变异

明清之际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，一批新的思想家出现了。他们继承了程朱理学的许多思想，但又力求变革，力求有所更新。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明末的李贽，明清之交的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。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儒学，对晚清民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李贽，初姓林，名载贽，后改姓李，名贽，字宏甫，号卓吾，别号温陵居士、百泉居士等。晚年被污下狱，自刎死于狱中。李贽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，批判重农抑商，扬商贾功绩，倡导功利价值。其重要著作有《藏书》、《续藏书》、《焚书》、《续焚书》等。李贽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、重农抑商、假道学、社会腐败、贪官污吏，大加痛斥批判，主张“革故鼎新”，反对思想禁锢。这对当时的传统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，被保守势力斥之为“异端”、“邪说”。李贽旗帜鲜明的宣称自己的著作是“离经叛道之作”，故此起名为《藏书》、《焚书》等。

李贽

王夫之，字而农，号姜斋，世称船山先生。明亡后，他数次参与抗清运动，。他刻苦钻研，勤于著述，著作有一百余种，后人集为《船山遗书》。

王夫之

顾炎武，初名绛，字宁人，世称亭林先生。少年时参加“复社”反宦官权贵斗争，清兵南下后，参加了抗清起义。起义失败后，十谒明陵，遍游华北。他一生的著作很多，主要著作有《日知录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音学五书》、《亭林诗文集》等。

顾炎武

黄宗羲，字太冲，号梨洲，又号南雷，人称梨洲先生。他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斗争。清兵南下，他召募义兵，成立“世忠营”抗清。明亡后隐居著述，屡拒清廷征召。主要著作有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南雷文集》等。

黄宗羲

10.新儒学阶段

自新文化运动以来，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，但是有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对中国仍有价值，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人文思想具有永恒的价值，谋求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社会化。当代新儒家一方面致力对儒、释、道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，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，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。代表人物为熊十力、梁漱溟、马一浮。

梁漱溟

梁漱溟，蒙古族，原名焕鼎，字寿铭。曾用笔名寿名、瘦民、漱溟，后以漱溟行世，有“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”之称。代表作有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《乡村建设理论》等。1988年，梁漱溟病逝于北京，享年95岁。

哈美儒学加盟网：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，对于中华民族是福是祸？

自古以来，从未有王朝真的用儒学治国、平天下，自然也就无所谓祸福。

用九年义务制教育的逻辑来解释这个事实就是：

就如辩证唯物主义要分为认识论和实践论，先秦儒家也是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存在的，儒家世界观有非常强的经验主义特征，即以观察的个体自我为中心，形成多层次的差序世界，比如父子天伦到朋友之义的人伦，最后达到不知礼义的蛮夷，则近乎于人与非人的区别，重要性次第降低。

此时的儒家世界观，毋宁说是“人间观”，着眼点一直在“人间”，对于客观世界的关注反倒非常有限。

所以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部分精神世界的空白是由中国本土宗教来填补的，并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互相碰撞、影响，形成了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物质部分的想象，而就儒家理论本身，则直到宋儒之后才通过“融合释道”的思辨方式，真正补齐。

这时，我们所理解和熟悉的“中华传统文化”才基本成型。

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儒家的方法论，在春秋战国时代到秦汉时代的政治、经济结构大变革中，逐步形成，却从未被真正使用，比如井田制、复周礼、复封建，等等，实际上一直被置于一种“三代理想”的想象中。

在汉武帝“推明孔氏、表彰六经”之后，孔子被各种“纬书”、“传”神化为“代刘氏传天命”的素王，可以说是儒家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中国政治、社会实践中最贴近的时代，最终演化而成为“王莽改制”，以兴儒复古为名，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造。

但是，必须指出的是，王莽改制，是“托古改制”，而不是真的“复古”，其具体的政策措施其实是恢复汉武帝之前的西汉旧制，而不是真的古制。

可以说，借助战国时代“阴阳家”的“五德终始说”，儒家，或者说孔子，唯一一次接近了“宗教”的层次，也唯一一次，有了托古之名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尝试。

自此之后，长达2000年的中国历史上，儒家的政治理想和规划一直作为“虽不能至、心向往之”的“目标”，而不再作为一个可操作执行的政治解决方案。

这种“世界观”与“方法论”的背离，对于任何一个当代中国人来说，都不应该感到陌生，简言之即“共产主义世界观”与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方法论”的关系。

只不过对于古代的儒家信徒而言，理想曾经在“以前存在过”，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向那个历史循环无限接近和努力，而对于当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，理想属于未来“必然会实现”，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向目标的无限接近。

当然，进步主义和循环主义本身是两种世界观，尤其是对物质世界的理解，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恰恰这一部分是软弱无力的，很容易被西方的进步主义、物质主义所征服，也就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理想的无缝切换。

在此大背景之下，说什么用儒家之国有害有益，根本毫无意义，一个从未真正实践的“治国理论”，从来都只是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”的理想，从来都束于高阁之上。

2000年来的“治国术”，自始至终是通过“编户齐民”，将国民编制成为资源并加以使用的“秦制”。

而整个中国的底层社会文化，则在2000年的秦制统治下，顽固地保留着“墨家”曾经细心总结过的一条条的先秦社会文化的“理想”状态，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、节用、节葬、非乐、天志、明鬼、非命，都是表皮，真正的内核在于墨子最喜欢谈的“利”，所谓“除天下之害，兴天下之利”。

在儒家化的“家族内”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中，以上的思维方式是顽固地保持着，形成与儒家理想完全不同的社会存在状态。

可以说，2000年来，儒家的“治”，从来没有突破过“家庭内”或“家族内”的范畴，而在这之外的广义社会管理层面，儒家一直是边缘化的，秦政，也就是权力主导一切为主，墨家的理想观念为辅。

比喻一下，即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一个大“气泡”，其中包裹着家族、家庭为单位构成了无数个小“气泡”，小“气泡”与“小气泡”之前的空隙，就是各种墨家逻辑主导下的“人生经验”、民间信仰、外来宗教的空间和温床。

问题是，近100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，原本的所谓的“儒家化”的“家族内”、“家庭内”信条，与其说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，不如说是从《汉律》到《大清律例》2000年变迁中对于家庭伦理的强硬干预，与其说是教化之功，不如说是从汉朝的忤逆处腰斩，到清朝的忤逆处凌迟之刑的严酷恐吓。

当近现代法律脱离了上述“伦理梗”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被儒家思想反复浸润了2000年的“养老”问题在新时代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“无耻”和“残忍”。

综上所述，儒家，从来就没有真正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，又何来“害”呢？

哈美儒学加盟网：有人说“儒学”最大的缺点是有道无术，大道理一大堆，就是没有策略，你怎么看？

浮夸“人性的可能”，徊僻“人生的必需”。